苏敬很生气。

他面前站著周文瑞，周文瑞头上包著白布，白布上隱隱渗出一点血跡——像一块没拧乾的抹布。

“他们砸了多少”苏敬问。

“全砸了。”周文瑞的声音闷闷的，“布匹拖到街上烧了，货架拆了，帐本撕了。我闺女跑出来的时候踩了一脚碎瓷片，现在走路还一拐一拐的。”

苏敬的脸皮抽了一下。

“刁民。”他吐出两个字，又觉得不够分量，加重语气补了一句，“妈的，一群刁民。”

他在房间里来回走了两圈。走到第三圈的时候，他突然停下来。

“官府呢官府什么说法”

周文瑞嘆了口气：“抓了两个人。”

“然后呢”

“然后……没了。”

“没了”苏敬的声音拔高了半度，“什么叫没了”

“就是——抓了两个，剩下的人跑了，抓不著。那两个抓著的，审了一回，说他们就是看热闹的，不是领头的。官差打了他们几板子，放了。”

苏敬的嘴张了张，又合上。合上之后又张开，像一条被扔上岸的鱼。

“抓不著就不抓了”

“抓不著还怎么抓”周文瑞一脸困惑，仿佛苏敬在问“太阳为什么从东边出来”。

苏敬深吸一口气。

“狗官。”他说，声音不大，但每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，“拿了大明皇帝的俸禄不做事，不如回家卖红薯。”

这句话他是从一本东宋的话本小说里看来的。

那小说讲的是一个清官被诬陷罢官后，寧可在街上卖红薯也不与贪官同流合污的故事。

在新乡的茶馆里，说书先生每回讲到这一段，台下都会响起一片叫好声。

东宋的官员当然也贪。

苏敬做生意，没少给各路衙门送过银子。

但东宋的官贪归贪，事还得干。

你要是不干事只收钱，第二天就有人把消息捅到报纸上去。

第三天，你的政敌就会站在道德制高点对你指指点点。

那种场面，比直接砍头还难受。

就算你本事大，能把上上下下都打点周全，把报纸的嘴也堵上——那算你贏。

惹不起还躲不起吗

换个地方继续做生意唄。

值得一提，东宋在下南洋后，为了应对地广人稀的局面，鼓励百姓向外探索，在两宋的户籍制度上做了更改。

两宋时期平民远行（通常指离开本县或超出百里），首要任务是去原籍官府申请一份“公验”，上面详细记载了出行人的身份、事由、目的地、同行人员乃至携带的货物和牲畜数量，以备沿途关津要道的查验。

不过这种公验管理鬆散，更关注商业税收。

到了东宋时期，公验直接做了极大的放鬆，只要不是出海，陆地上可以隨意出行。

后期海运发达之后，公验更是沦为虚设。

到现在这个制度还没废除，完全是因为发放公验的部门还有官员存在。

左右朝廷有钱，养著这些閒散官员也无所谓，就等这群人退休之后再把这个部门取消了。

但是在大明，苏敬发现，官员是可以什么都不乾的。

唯独一点就是不能犯错。

干得越多，错的越多。

所以不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