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碗酒喝完，妹妹站起身来。

“我做饭去。”她说，“你坐着，别动。”

他没动，就坐在那儿，看着妹妹在灶间里忙活。灶膛里的火又烧起来了，锅里的鱼还在咕嘟咕嘟地冒着泡，腊肉下锅的刺啦声，铲子翻动的碰撞声，娘的哼歌声，所有这些声音混在一起，组成一种熟悉的、温暖的调子。

他想起小时候，也是这样的晌午，娘在灶间做饭，他和妹妹在院子里玩。爹从地里回来，扛着锄头，满身是汗，一进门就喊，饿死了，饭好了没有？娘在灶间里应，快了快了，再等一会儿。爹就坐在院子里，用草帽扇着风，看着他和妹妹笑。

那时候的日子，多简单，多好。

后来爹没了，日子还得过。娘一个人撑着这个家，他和妹妹慢慢长大，然后他走了，妹妹嫁了，娘老了。一年又一年，好像什么都没变，又好像什么都变了。

“哥，”妹妹在灶间里喊，“来端菜。”

他站起来，走过去。妹妹把炒好的菜递给他，一盘红烧鱼，一盘腊肉炒蒜苗，一盘土豆丝，还有一盘凉拌黄瓜。他一样一样端到桌上，摆好。妹妹又端了一碗鸡蛋汤出来，放在桌子中间。

“开饭。”妹妹说。

两人坐下，拿起筷子。沈砚夹了一块鱼，放进嘴里。鱼肉很嫩，味道刚好，咸淡适中，带着一点点辣。他又夹了一筷子土豆丝，脆脆的，清爽可口。

“好吃。”他说。

妹妹笑了，眼睛弯弯的，像小时候一样。

“那就多吃点。”她给他夹了一块腊肉，“这腊肉是自己腌的，建国家杀的猪，分给我们一块，我腌了挂在屋檐下，风干了，特别香。”

他嚼着腊肉，点点头。腊肉确实香，肥瘦相间，咸香适口，嚼着有劲，越嚼越香。

“哥，”妹妹放下筷子，看着他，“我有句话，不知道当讲不当讲。”

“你说。”

妹妹想了想，像是在组织语言。

“你在外头这么多年，”她说，“也该回来了。娘老了，身边得有个人。我一个人，嫁出来了，不能天天陪着她。你回来，找个活干，哪怕挣得少点，一家人在一起，比啥都强。”

沈砚没说话，低头吃饭。

“我知道你担心啥。”妹妹接着说，“担心回来找不到好活，担心挣不到钱，担心这担心那。可你想过没有，钱挣多少是个够？你在外头一年挣个七八万，可你花多少？攒多少？一个人在外头，吃不好睡不好，病了没人管，有个啥事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，这日子，真的好吗？”

他抬起头，看着妹妹。

“我……”

“我不是说你非得回来。”妹妹打断他，“我就是想说，你别把自己逼得太紧。你这些年，一个人扛着，从来不跟我们说苦，不说累，可我知道你不容易。娘也知道，她嘴上不说，心里疼你。”

沈砚的眼眶有点热。他低下头，假装夹菜，不想让妹妹看见。

“哥，”妹妹的声音软下来，“咱是一家人。有啥事，一起扛。你别总是一个人。”

他沉默了很久。灶间的光线慢慢暗下来，太阳移到了另一边，窗外的枣树影子拉得更长了。碗里的饭凉了，菜也凉了，可他没动。

终于，他抬起头。

“我回去想想。”他说。

妹妹看着他，点了点头。

“行。”她说，“你慢慢想，不急。”

她站起来，把凉了的菜端回灶间，热了热，又端回来。沈砚重新拿起筷子，继续吃。这回他没再说别的，只是吃，大口大口地吃，好像要把这些年错过的东西都吃回来。

吃完饭，妹妹收拾碗筷，他去院子里抽烟。靠在枣树上，他点着一根烟，慢慢抽着。烟雾升起来，在阳光下变成淡蓝色，然后散开，什么也不剩。

院门响了一下，是建国回来了。他推着自行车进来，车把上挂着个工具包，满脸是汗。看见沈砚，他愣了一下，然后笑了。

“哥来了？”

“嗯。”沈砚把烟掐了，“回来给你送点东西。”

建国把自行车支好，走过来。他比沈砚矮一点，但很壮实，晒得黑黑的，一看就是常年干体力活的。

“中午在这吃的？”他问。

“吃了。”沈砚说，“妹妹做的饭，好吃。”

建国笑了，露出白白的牙齿。

“她就是做饭好吃。”他说，“我天天吃，都胖了。”

沈砚看着他，突然觉得妹妹嫁对了人。这男人憨厚，实在，眼里有活，心里有家。他想起昨天妹妹说的话——日子过得好不好，不在别人眼里，在自己心里。

也许妹妹说的对。

也许他该回来了。

晚上，沈砚骑摩托车回去。天已经黑了，乡间的路没有路灯，只有摩托车的车灯照亮前面一小段路。风从耳边呼呼刮过，凉飕飕的。他把车开得慢一点，稳一点，不想出事。

回到家，娘还没睡。灶间的灯亮着，门开着一条缝，透出暖黄的光。他把摩托车推进院子，锁好，然后推门进去。

娘坐在灶台边上，正在纳鞋底。针线在她手里穿梭，发出细微的声响。看见他进来，娘抬起头。

“回来了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吃饭了没有？”

“吃了，在妹妹家吃的。”